20世纪国际非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非洲历史古老悠久、连绵不断。在古典时代，非洲史学发展就地区而言是不平衡的。北非因为被纳入古典文明范围而留下许多历史记录，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因为没有书面文字而鲜有历史记录。10世纪以后，非洲迅速阿拉伯——伊斯兰化，史学也有较大发展。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首次进入以书面文字撰写的历史。殖民主义侵入后，除了非洲人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外，殖民者也加入到书写非洲史的行列。

20世纪上半期，非洲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殖民学派。它秉承了欧洲的历史是进步或进化的观点，并以此对照非洲，认为非洲是静止的、没有历史，所谓非洲历史只是在非洲的欧洲人活动的历史。当非洲发现了一系列辉煌灿烂的古文明遗址后，殖民史学家仍不承认非洲有自己的文明史，以德国文化史学派为代表虚构了“哈米特假设”，认为这些文明是由外来的游牧民族创造。殖民者如此解释历史，实际上是欧洲历史排挤非洲历史、使非洲成为一个“无历史”的社会、进而建立欧洲“知识话语霸权”的过程。与此同时，一些经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非洲人后裔和非洲青年学者开始站在非洲人立场上探讨非洲历史，强调非洲人是非洲历史的主人。殖民学派为殖民统治服务，民族主义史学则为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张目。

就方法论而言，20世纪非洲史研究表现出三个明显特点：跨学科研究、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非洲史研究中最令人鼓舞和振奋的成果之一。大致可以分两种：一是不同学科交叉出新的分支学科。例如历史学与语言学交叉出历史语言学，可以有效解决非洲那些有口头语言但无书面文字的民族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历史学与统计学结合出计量史学，使非洲史研究更加科学化。二是就某一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例如研究非洲发展问题，不但需要历史学，还需要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哲学等共同参与。研究非洲环境史，除了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外，还需要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以及环境科学、生态学、环境工程学等理、工学科的协作。

个案研究是从人类学和法学借鉴而来。国外非洲史的学术论著、论文大都采用这样的方式选题，很少有人写大而空泛的题目。

实地调查本是人类学、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但被引入非洲史研究后得到发展，迅速成为非洲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第一个进行实地调查的非洲历史学家是戴克，他为了写博士论文于40年代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进行实地调查。第一个为研究非洲史赴非进行实地调查的外国历史学家是比利时的凡西纳，他在1953年实地调查了扎伊尔和乌干达的库巴人之历史。

史料是非洲史研究的基础。非洲的文字资料较少，因为许多地方直到很晚才有文字。殖民主义侵入后，留下带有偏见的殖民报告和政府档案。非洲实物遗存因气候炎热难以很好保存下来。因此研究非洲史首先要对现有资料进行整理。研究者要懂多种语言，如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德语和当地语言；要对考古学、语言学、原始艺术等多方面知识有较深了解。正因如此，在西方国家培养一个真正的非洲史学家约需10年以上时间。如德国研究卡勒姆、博尔努帝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兰格就是在法国学习法语并接受了5年严格历史学训练后获博士学位；之后赴开罗大学学习5年阿拉伯语；然后赴尼日尔的尼亚美大学工作5年，其间2次纵穿撒哈拉沙漠实地调查了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德里斯·阿劳马在《博尔努探险记》中记载的地方，补正了许多错讹之处，最后终于通过多种资料和多种文本相互印证破译了一份残缺不全的王室年表，一举成名。不过，20世纪非洲历史研究在史料学方面的最大进展是口述史料全面登堂入室。首先使用口述资料的是戴克。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大量使用从尼日尔河三角洲收集的口述资料，几经曲折，博士论文终于在1948年通过。这意味着西方史学界终于冲破了兰克“档案即史学”的束缚，开始承认口述史料在非洲史研究中的价值。第一个收集并使用口述史料的外国学者是凡西纳，他在1961年出版了《口头传说：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一书。该书堪称经典著作，因为“它几乎解决了所有收集和使用口述史料的方法论上的难题”。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有一定的保证，因为没有书面文字的民族记忆功能特别发达；对负责宣讲传说的“格里奥”也有一系列措施保证其宣讲准确无误。口述史料也有口耳误传、按大众之好恶人为取舍和解释历史的问题。因此在运用收集到的口述史料时一定要谨慎，必须注明收集时的背景，必须与其它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去伪存真，必须遵守国际非洲史学界已形成的严格规范。